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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雄安新区的地位比肩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建设所需资金体量巨大。经测算，预计雄安新区在中期(5年内)和长期(20年内)中基建投资总额分别为937.5亿元和12,000亿元。
雄安新区建设能否走新路？四万亿的经验表明光靠政府不可取，需要引入多元融资方式。雄安新区目前开发程度较低，财力薄弱，从中央的目标来看，雄安新区的发展要避免通过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全新道路，因此依靠土地升值和转让获取大额建设资金的做法并不现实，新区开发建设需另辟蹊径。
尽管在43号文以后，城投公司的债务不再属于政府性债务，但是由于其所从事职能的公益性，及其与地方政府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城投公司的市场化融资未来仍然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未来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仍然需要成立或重组开发公司来进行，基于雄安新区的较高定位，可以通过开发性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债券等方式获得融资。
PPP融资模式多变，适应多元化融资主体和投资主体。针对雄安新区的建设，PPP项目融资工具的多样化为不同项目的融资主体提供不同的融资工具，从而也为不同风险偏好和收益率要求的投资者提供多重选择。
产业基金相比于PPP形式更为灵活。一方面，相较于PPP仅能投资于特定项目，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以一对多的形式设立，甚至采用FOF形式，投资于诸多行业。另一方面，政府参与到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灵活多变，既可以直接设立产业基金，也可设立引导基金，或是牵头联系企业和银行。雄安新区可以发挥当地的政策优势，通过发起产业基金的形式，并结合PPP项目，在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融资的同时，也提高公用事业的运营效率和质量。
迁入央企和地方国企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信用资质，在融资渠道和可融资金体量上更具优势，迁入国企可以在银行信贷、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资产证券化等领域发挥较大的作用。
绿色雄安召唤绿色金融，由于绿色债券的定位符合雄安新区建设的目标，可以预见在新区建设过程中，绿色债券有望得到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并发挥重大作用。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极高，发展规划也不同于传统的新区，新区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前期肯定需要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新区交通、通信、环保、公共服务的需要，庞大的基建规模需要巨额的资金保障，钱从哪来？我们结合国内外新区建设经验和国内金融市场情况，对基建融资渠道进行了梳理，以供投资者参考。
一、千年大计全局观
1、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国之大事
新华社4月1日消息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被视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战略定位极高，也是京津冀一体化这盘大局的重要一步。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京津保腹地，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具有显著的区位重要性。新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占据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新区从设立初始就将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从而具备高起点开发、高标准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2、新区建设：基建须先行，绿色是主题
按照中央部署，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七大任务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在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进程中，雄安新区有望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新区处于战略高位，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首先，作为京津保三地交通纽带，公路、铁路建设刻不容缓。其次，城市道路需要满足今后运载需求，供水供电等市政建设承载能力足够强，才能保证未来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成后依然能保持城市正常运作。纵观国内外新城建设的案例，从国内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到国外的日本“首都圈”城市、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和伦敦道克兰，都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建设绿色新城，打造生态城市，绿色雄安是主题。在雄安新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中，生态环境和绿色处于突出位置。在京津冀协调发展中，河北承担了较重的雾霾治理重任，雄安新区的建设有助于进一步确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同时，白洋淀地区环境监测和治理、生态园林打造也是新区绿色建设的重要部分。
3、万亿融资需求如何满足？
雄安新区的地位比肩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建设所需资金体量巨大。经测算，预计雄安新区在中期(5年内)和长期(20年内)固定资产累计投资额分别达1,500亿元和56,000亿元。按中期和长期内基建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25%来计算，雄安新区在中期和长期中基建投资总额分别为937.5亿元和12,000亿元。
以中期5年内固定资产累计投资总额测算为例进行测算方法说明。
首先，测算雄安新区5年后人口数。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设立5年后辖区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407人和2,937人每平方公里。考虑到雄安新区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聚集效应强，对照深圳和浦东两个新区建设初期的人口密度，预估雄安新区规划开发区域内5年后人口密度约为2,500人每平方公里。按照初期规划面积为200平方公里，开发区域内人口数约为50万人。
其次，计算人均5年内固定资产累计投资总额。假定包含通胀因素在内的实物资产年均折旧率均为10%，以2017年初为基期，折算可得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固定资产累计投资总额为923亿和11,451亿元，人均固定资产累计投资总额约为20万和75万元。我们参照浦东新区建设的资本投入力度，因此预估雄安新区开发前5年内人均固定资产累计投资额为75万元。
基于预估的人口数和人均固定资产累计投资总额，可推测雄安新区建设前5年的固定资产累计投资总额为3,750亿元。
基建投资规模方面，浦东新区建设前5年基建投资在固定投资总额中占比平均为26.16%，参照浦东新区的数据，假设雄安新区的基建投资占比为25%，可算出雄安新区5年内基建投资额为937.5亿元。
考虑长期情况，雄安新区远期规划面积为2,000平方公里，通过比对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20年内人口和固定资产累计投资额的数据，可预估出雄安新区在2037年时人口数为600万，人均固定资产累计投资额为80万元，因此20年内总投资额估算值为48,000亿元。基建方面，长期来看假设雄安新区基建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5%，则20年内基建投资规模为12,000亿元。
根据测算，长期来看雄安新区的建设是万亿级别的，如此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从何而来？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新城建设的案例，并结合数据及中国现状，就可供选择的新区建设融资模式和融资工具进行讨论。
二、他山之石：新城开发模式面面观
关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国内外有着众多模式，这些案例能够给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过程中融资渠道和工具的选择提供一些启示。
1、新城建设的资金供求分析
从资金需求来看，新城开发建设及完善资金需求主要来源三个层面：
(1)土地一级开发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在“生地变熟地”的开发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和资金回收周期长，风险极高。
(2)新城的二级开发过程中产业项目所需资金。相对于一级开发，产业项目投资周期较短，如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加工制造业等各类商业类开发项目，可能在3到5年内完成建设周期甚至实现资金回流和盈利。
(3)二次开发过程中，为升级新城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这类资金基本属于新城建设初步完成后的新增公共投入性资金。在以往的新城建设中，对应不同的开发阶段往往会有不同的融资模式。
从资金供给模式来看，新城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政府财政性资金、开发性资金和商业性资金.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基本上完全由政府主导，开发性资金和商业性资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小。改革开放以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体制改革逐步打破财政垄断局面，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多主体参与的城市投融体系，开发性资金和商业性资金逐渐步入新城建设领域并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
2、浦东新区：引入土地滚动开发机制
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发浦东，1992年，浦东新区正式设立。设立以来，浦东新区无论从改革力度还是建设成果始终位于全国前列，成为众多新区建设学习的典范。从开发之初至2015年，浦东新区固定资产已累计投资1.76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1990年以来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资金占整个新区开发金额的比例大多在20%以上。浦东新区在建设初期就完成了浦东机场、地铁二号线、污水治理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过多年的建设，浦东新区还完成了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外高桥保税区为主的多个开发区的建设，为新区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开发模式上摒弃计划经济模式，成立开发公司，引入土地滚动开发机制。在新区开发模式上，我国城市新区的开发模式主要可分为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和市场主导的开发模式。浦东新区的开发从一开始就摒弃了由政府统包统揽的计划经济模式，采用以组建开发公司进行开发，政府在其中依靠宏观调控发挥引导作用的新模式。在投融资模式上，开发公司采用土地滚动开发机制，大力引入内外资，实现了资金和建设良好互动，获得较大成功。其中，浦东新区大量地引入外资，1998-2005年之间，外资投资占比为20%左右。
浦东新区所谓的土地滚动开发机制是指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大规模、深层次的结合，并进行有效的“土地滚动”：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提升土地价值→土地更大规模吸附资金→浦东新区不动产迅速升值→土地开发迅速推进。
浦东新区土地开发所采用主要采取的模式有以下几种：
以地合资。开发公司以其土地资本为注册资本，与中外银行合资，将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效结合，获得启动开发资金。1991年起，浦东新区的开发公司纷纷与中外金融机构成立了包括上海市金桥联合投资开发公司、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和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在内的联合开发公司。
以地集股。新区内的开发公司以其拥有的土地资本及合资公司注入的资金，再组建股份公司，大量吸引社会资本。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个开发公司相继成立股份公司，融得大规模股权资金。1993年6月，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大陆首家在B股上市的上市公司身份到香港公开募集了8,500万美元；1992年6月，金桥开发公司组建股份制公司，首先在国内IPO筹集3,000万人民币，1993年5月又在香港发行了3,786万美元的B股。
以地招商。开发公司利用开发区内建成的基础设施，直接向国内外产业投资者招商引资，获得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随着建设的完善和国家政策的日趋倾斜，新区内的“熟土地”越来越受到青睐并升值迅猛。
以地抵押。浦东新区重点开发公司以土地成片受让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之后，可到银行进行抵押贷款，投入到土地开发中，再以土地转让收入偿还贷款，从而弥补了投资开发与土地转让回收投资时间差带来的资金缺口。
通过土地滚动开发机制，所获资金周而复始地用于开发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之中，构建了极为良好的投入-产出平衡的循环圈。扩大到整个浦东新区的建设，也存在这样的投入产出平衡循环圈：政府利用浦东新区的“热土效应”，多渠道筹资，造就新区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带来土地增值；从新一批的土地转让中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将新获得的资金投入到新的城市建设和完善当中，土地又进一步增值。这样的投融资模式不仅为浦东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效资金保障，还有效促进了房地产、金融等产业的发展。
3、伦敦道克兰：PPP开发模式
在境外成功的新城开发模式中，典型的有英国、美国、日本和香港。各地区新城开发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地域空间，在建设目标、定位、开发模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形成了各国和地区新城建设的鲜明特征。但无论是哪个地区的新城建设，高效的开发模式和灵活的融资模式是效率保证。
在开发机构上，英国和日本都以新城开发公司作为主要的开发机构，美国和香港则由政府设立新城规划机构联合私人机构进行开发。在新城融资模式上，英国首创公私合营的 PPP模式，美国则广泛推行BOT和TOT 模式，以灵活融资体系吸引私人投资。政府和私人机构在开发模式及融资体系等方面的深入合作，已成为世界新城建设的发展潮流。下面将以道克兰的开发建设模式为例，展现公私合营在整个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曾经衰落的港口，伦敦道克兰地区如今重现繁华，离不开其“杠杆规划”开发模式。其开发模式主要通过以城市开发公司LDDC作为开发主体，利用政府财政资金的同时，也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私人部门投资。道克兰的开发模式实际上就是国内目前盛行的PPP模式的前身。
伦敦道克兰地区在19世纪曾是世界上最为繁华和重要的港口之一。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变，国际贸易局势突变，英国传统工业走向衰退，再加上现代集装箱码头和航空港的发展，道克兰开始从辉煌走向衰落。
1979年，撒切尔夫人自上台执政后大力鼓励私有资本介入城市开发，推动英国城市建设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同年，《英国地方政府规划与土地法》获通过。在该法案推动下，1981年，伦敦道克兰城市开发区(UDA)成立；同年6月2日，政府以100%注资的方式组建伦敦道克兰城市开发公司(LDDC)，并以其作为道克兰城市开发区的开发主体负责整个港区的开发，道克兰地区开始迎来转机。LDDC获得政府授权，拥有以下权力：(1)获得道克兰内“狗岛企业区”为期10年的开发权；(2)从公共部门强制购买土地权。
截至1998年3月，17年内LDDC在道克兰完成开发投资超过105亿英镑，将衰落的老城区改造成一个全新的商业、金融区。在此过程中，再开发土地432公顷，开垦荒地763平方公顷。公共设施建设方面，修建道路144公里，同时也建造了多所学校、职业培训中心和健康中心；商业用房建设方面，道克兰完成了2,50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工业用房的建设，引入了2,700 家商业贸易单位。在LDDC的推动下，道克兰焕然一新，昔日繁荣得以重现。
实际上道克兰项目建设的融资模式采取“杠杆规划”(leverage planning)就是广义的PPP模式。按照规划，政府只对关键性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其余的投资则来自社会。公共部门的投资，包括LDDC的直接投资、开发区的税收投入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投资。LDDC还采用了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私人投资的开发策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商业住房开发投资中。总体来看，在整个道克兰开发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别投入39亿和至少87亿英镑的资金，很好地发挥了项目融资的杠杆作用。
4、雄安新区建设能否走新路？
(1)四万亿的经验：光靠政府不可取，引入多元融资方式
2008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央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根据发改委2009年5月在官网上公布的数据，在4万亿投资投向中，用于公路、铁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的资金规模达1.5万，占比37.5%。资金来源上，四万亿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1)中央政府承担1.18万亿，占比29.5%；(2)地方政府投资8,300亿，占到总规模20.7%，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资金和中央财政代为地方政府发行的国债；(3)剩下部分投资主要来自银行和政策性贷款、基于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以及带动的民间投资。其中，采用债务融资的资金占到很大部分。新增的四万亿刺激带来的资金需求无法只由财政收入支撑，因此获取银行及政策性贷款和发行债券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前期确实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在后期却暴露出信贷规模激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企等问题。(1)四万亿刺激计划促使我国信贷规模出现爆发性增长。200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达35%，2009年更是较上一年陡增95%。(2)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偿债压力徒增。根据2013年底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89万亿，占全国政府性债务余额的59.09%。
“四万亿”计划带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大规模建设不可完全依赖于某种或两三种融资方式。在雄安新区建设中，除了依赖信贷和地方政府，还需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到建设中，同时也需要开发多种可互补、多元化的融资工具，满足多方面资金需求的同时又不会带来单个部门负债率过高。
(2)地方财力薄弱，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雄安新区目前开发程度较低，财力薄弱。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显著低于保定市和河北省平均水平。可见，在新区建设初期，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地方财政面对大体量的基建需求时仍是捉襟见肘。
在以往新区建设中，地方政府以地招商引资，以滚动开发的模式最大化可利用土地的商业价值，不断汲取土地升值带来的资金，投入到基建等的建设中，从而形成资金投入-产出的动态循环圈，这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价格，并通过土地出让金补偿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土地财政方式在以前较为普遍。
但是从中央的目标来看，雄安新区的发展要避免通过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走出全新的发展道路。前有中央三令五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后有新区设立后各地方的限购政策和打压炒房炒地的文件相继出台，因此依靠土地升值和转让获取大额建设资金的做法并不现实，新区开发建设需另辟蹊径。
三、基建融资靠什么？
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雄安新区地方财力不足以及土地滚动开发模式受限的背景下，为填补新区建设开发的巨额资金缺口，地方政府需要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1、城投公司融资：不可或缺的基建力量
城投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主要承担地方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投资、融资、运营的企业。在过去的城镇化建设中，城投公司发挥了重要的投融资职能。城投公司通过信贷、信托、债券、股票等融资渠道，可以为基建提供大量资金。尽管在43号文以后，城投公司的债务不再属于政府性债务，但是由于其所从事职能的公益性，及其与地方政府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城投公司的市场化融资未来仍然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未来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仍然需要成立或重组开发公司来进行，基于雄安新区的较高定位，可以通过开发性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债券等方式获得融资。在市场投资较多的债券中，开发公司可以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企业债、私募债、定向工具、中期票据、短融、资产证券化等。
案例：17晋路桥MTN001
17晋路桥MTN001是山西路桥建设集团于2017年3月发行的一般中期票据，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阳城至济源高速公路阳城至蟒河段项目(BOT)的建设。该项目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项目其中主线推荐线全长40.32公里，将采用全封闭、全立交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采用24.5米，项目总投资55亿元。
2、PPP:引入社会资本，扩大融资渠道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下简称“PPP”)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则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PPP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自从2014年被正式提出之后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2月，全国PPP项目入库数达11,784项，其中河北PPP项目达459项，居于全国第三位，总投资额为6,842亿。分项目来看，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PPP主要投资的领域。
雄安新区的建设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建设项目大多投资规模大，开发周期长，无法实现资金的快速周转和积累。PPP 模式通过引入社会各类企业机构或个人对具体项目进行共同投资，使特许经营公司能以较少的资金撬动大的开发项目有效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
在《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中，财政部推广的PPP模式包括委托运营(O&M)、管理合同(MC)、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转让-运营-移交(TOT)和改建-运营-移交(ROT)六种主要模式。这几种模式市场化参与程度不一，能够满足新区建设过程中不同建设项目的特点和融资需求。表10为不同PPP模式的介绍。其中，表格中越往下的模式社会资本参与度和风险承担程度越高。
PPP融资模式多变，适应多元化融资主体和投资主体.纵观世界各国PPP运营案例，特许经营公司利用政府专项贷款、国内外银团贷款、一般企业债券、资产证券化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方式，不同方式具有不同的风险和收益特性。针对雄安新区的建设，PPP项目融资工具的多样化为不同项目的融资主体提供不同的融资工具，从而也为不同风险偏好和收益率要求的投资者提供多重选择。
案例：固安工业园区PPP项目
固安产业新城项目是运用PPP模式较为成功的案例。固安工业园区地处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距天安门正南50公里，占地面积为34.68平方公里，属省级工业园区(2006年)，定位于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产业新城。2015年7月，固安PPP模式作为创造性典型经验被获国务院肯定。
由于离北京较近，按照京津冀产业协作发展的大纲，固安工业园区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北京的产业转移。此外，固安工业园区引入开发公司、实现公私合营、“产城结合”的整体开发建设模式十分成功，对雄安新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02年，河北固安县政府决定引入战略合作者，以市场机制为先导，参与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固安工业园区。同年6月，固安县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达成合作协议，决定以政府和社会资本(PPP)合作模式开展合作。
在方案设计上，固安工业园区充分借鉴了伦敦道克兰新城和韩国松岛新城的经验，呈现出以下特点：
(1)政企合作和特许经营。设立SPV作为双方合作的载体，即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三浦威特”)。三浦威特作为投融资和开发主体，一方面要在资本市场中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也负责整个固安工业园区的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同时，固安工业园区管委会作为固安县政府代理人主要履行行政职责，目的是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建设重点。基于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三浦威特为固安工业园区全方位建设服务，包括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服务，以及配套咨询和运营服务等，其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建设重点。截至2014年，华夏幸福在固安工业园区内累计投资超过160 亿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占比接近40%。
(3)收益回报机制。在收益回报机制上，该PPP模式采用使用者付费和政府付费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政府对华夏幸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投资按成本加成方式给予110%补偿；其次，对于提供的外包服务，按约定比例支付相应费用。两项费用之和不高于园区财政收入增量的企业分享部分。
在PPP模式的推动下，固安产业园区建设获得巨大成功。
(1)经济发展方面，产业园区的建设拉动固安全县经济和财政收入迅速增长。2015年，固安县实现GDP182.52亿，较2002年固安工业园区设立时的34.7亿增加4.26倍。2014年，固安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农户)达149.75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9.04亿元，2002-2014年期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34%和26%。2015年，全县完成财政收入35.68亿元，2004-2015年期间复合增长率高达43%，增速远高于其他指标。
(2)基建方面，城市承载能力有极大提升。以道路建设为例，截至2016年底，园区内累计道路完工里程150.73公里，承载能力大为提高。其中，作为城市主干道之一的锦绣大道(大广高速至永和路段)总投资额为 4.13 亿元，于2012年通车，为产业集聚和居民住行提供便利条件。
(3)商业和生态体系构建完善。三级商业格局落地，目前幸福港湾、孔雀广场、幸福广场等工程已建成，大湖花园天地主体封顶，构建完成了以城市客厅、大湖商业区、中央大道金融街区为主体的“智能城市”核心区。生态建设方面，截至2016年年底，固安区域已建设200万平方米的城市环线绿廊、13万平方米的孔雀大湖、50万平方米的大广带状公园、100万平方米的永定河运动公园等公园体系，形成一核一环两廊多片的城市景观体系，园区绿化面积约548.54万平方米。
3、产业基金：形式灵活，政府牵头设立引导基金成主流
根据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6年制定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产业投资基金(或简称产业基金)，是指一种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即通过向多数投资者发行基金份额设立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自任基金管理人或另行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委托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从事创业投资、企业重组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实业投资。按投资领域的不同，产业投资基金可分为创业投资基金、企业重组投资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类别。(本文所称产业基金主要指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地方政府和国企是产业投资基金主要的募集发起人，政府参与的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领域主要侧重于设立之初的特定目标和产业，肩负一定政策目标。近年来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得到广泛推广。由于其灵活的形式和汇集资本的功能，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成为了地方政府除地方债、PPP以外又一新型融资工具。
2017年1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印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政府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地位，并对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做了明确规范。
产业基金相比于PPP形式更为灵活。一方面，相较于PPP仅能投资于特定项目，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以一对多的形式设立，甚至采用FOF形式，投资于诸多行业。另一方面，政府参与到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灵活多变，既可以直接设立产业基金，也可设立引导基金，或是牵头联系企业和银行。
在各地不断涌现的基础设施产业基金中，根据基金发起人的不同而分成三种模式。
模式一：由省级政府层面出资成立引导基金，再以此吸引金融机构资金，合作成立产业基金母基金。各地申报的项目，经过金融机构审核后，由地方财政做劣后级，母基金做优先级，杠杆比例大多为1:4。地方政府做劣后，承担主要风险，项目需要通过省政府审核。这种模式一般政府对金融机构还是有隐性的担保，其在河南、山东等地运用的比较广泛。
模式二：由金融机构联合地方国企发起成立有限合伙基金，一般由金融机构做LP优先级，地方国企或平台公司做LP的次级，金融机构指定的股权投资管理人做GP。这种模式下整个融资结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导的。
模式三：有建设运营能力的实业资本发起成立产业投资基金，该实业资本一般都具有建设运营的资质和能力，在与政府达成框架协议后，通过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立有限合伙基金，对接项目。某建设开发公司与某银行系基金公司合资成立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担任GP，某银行系基金公司作为LP优先A，地方政府指定的国企为LP优先B，该建设开发公司还可以担任LP劣后级，成立有限合伙形式的产业投资基金，以股权的形式投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与业主方(政府)签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协议，对项目的回报模式进行约定，业主方根据协议约定支付相关款项并提供担保措施。
案例：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
2015年12月30日，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在武汉揭牌成立。该基金是典型的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引导基金、并由引导基金募集社会资金的产业投资基金，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16年末，长江产业基金管委会核准通过母基金18支，总规模955亿元，其中已出资母基金14支，总规模682亿元。实施情况方面，目前已有多支基金进入实施阶段。以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为例，目前已投资入股华星光电、宁德时代、武汉卷皮网等项目，推动华星光电T4项目、长江蔚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园落户东湖高新区，宁德时代在湖北投资建设动力电池工厂。
在实践中，很多省市以地方财政投入启动资金，引入金融资本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具体操作形式是由金融机构与省级地方政府共同合作设立母基金，再和地方企业(很多情况下是原融资平台)合资成立项目公司或子基金，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金融机构一般采用分期募集资金或者用理财资金对接的形式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方的出资。子基金或项目公司作为种子项目投资运作主体，对城市发展相关产业进行市场化运作，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PPP模式下的产业投资基金，一般通过投资入股、给PPP项目公司提供债权融资及“投贷结合”三种方式投入到PPP项目公司中，由项目公司负责具体基建项目的设计、建造、运营，政府授予项目公司一定期限的特许权经营期。
雄安新区可以发挥当地的政策优势，通过发起产业基金的形式，并结合PPP项目，在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融资的同时，也提高公用事业的运营效率和质量。
4、迁入央企带来新增力量
除了引入民间资本，雄安新区未来还可依靠迁入或新设的国企、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支持新区建设。
央企、金融机构大举迁入，未来将成重要融资主体。自雄安新区宣布设立以来，已有多家央企集体发声，“雄安新区建设不缺席，与发展政策同频共振”。同时，各大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也纷纷表态，将积极对接雄安新区建设规划和融资需求，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通过设立雄安分行等方式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国企融资方式多元，全方位支持新区建设。央企和地方国企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信用资质，在融资渠道和可融资金体量上更具优势，迁入国企可以在银行信贷、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资产证券化等领域发挥较大的作用。
此外，迁入国企也可以成为雄安新区PPP项目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当前的PPP模式带有浓烈的中国特色，其中最显著特征是我国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多为国企或国企与民企的联营体。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第五期季报》，截至2016年12月末，在277 个入库的落地示范项目中，签约社会资本共419家，其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家数分别为119家和113家，二者之和的比例高达55%；在这227个落地示范项目中，国有资本作为社会资本参与项目运作的项目有85个。
案例：安庆市外环北路PPP工程
安庆市外环北路PPP是国内首个市政道路PPP项目，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到其中。外环北路位于安庆市的东、北部，是中心城区主干路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穿西北-东南城区的主要干道。道路全长14.9公里，其中桥梁隧道比为28.7%，设计速度60km/h，按照规划，工程建设投资和包干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共计19.76亿元。
5、开发性金融：发挥“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
近年来，开发性金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2015年4月，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称，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获批，方案要求国家开发银行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积极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以“一带一路”为例，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截至2016年年底，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积投放贷款逾1,600亿美元，重点支持基建、产能合作、民生建设等项目，取得良好效益。
国开行的开发性金融职能主要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来实现，根据国开行公布的年度报告，国开行2015年贷款余额主要投向为公路、棚户区改造、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
政策性银行除了贷款以外，还会采取专项建设基金的形式对特定领域进行资金投入。2015年9月国家发改委披露了官方促投资稳增长的十大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迅速投放专项建设基金”。
专项建设基金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发行长期专项建设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建立而成。中央财政按照债券利率的90%贴息。基于这一资金池，国开行和农发行在国家发改委提供的各地优质项目中，选择具体的项目来投放资金，以资本金形式进入项目。专项建设基金类似于一种种子资金，可以撬动项目的投融资。
基金投放重点是各地地铁、大型水利、农村电网改造、宽带乡村、棚户区改造等资金规模大、建设时间长、回报率较低、回收周期长，政府无力包办，社会、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公用设施或具有一定公益性的领域。
在新区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建设项目往往具有资金需求量大、回报率低、投资周期长的特点，这会制约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资金的进入。开发性金融具有“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特征，因此，此次雄安新区的建设，必然将需要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支持。
根据2015年发改委联合多部门颁布的《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大力推进开发性金融在国家级新区建设中的作用，并鼓励开发银行充分运用开发性金融中长期融资优势，发展投资、贷款、债券、租赁、证券等综合金融服务，并且加大新区信贷规模投放和融资模式创新力度。
2017年4月28日，国开行在签署《建设河北雄安新区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时便表示，将支持雄安新区对外骨干交通路网建设、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近期内将提供1,300亿元资金支持新区起步工作。同时，将通过“投贷债租证”的方式为新区提供金融服务，促进信托、投资、保险等金融机构合作，为新区做贡献。
国开行在过去的发展中设立了国开金融有限公司、国开证券、中非发展基金、国开发展基金以及国银金融租赁，可为合作主体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建立与建设融资特点相适应的融资机制。
四、绿色雄安召唤绿色金融
1、绿色债券：彰显新区建设主题
雄安新区基建、绿色产业建设资金需求量巨大。新区建设的七大发展任务要求要把新区建设成绿色智慧新城，打造优美生态环境，体现了中央对新区绿色发展模式的重视。
以水生态建设为例，白洋淀水生态建设刻不容缓。白洋淀是雄安新区的核心水资源供给处，水域环境牵涉雄安新区乃至整个京津冀圈的饮用水和生态安全。一方面，白洋淀缺水问题十分严峻，上游入淀河流市场出现季节性断流现象，再加上蒸发量大，湖水下身严重，水资源无谓消耗巨大。另一方面，白洋淀污染严重，治理需求迫切。习总书记在实地考察新区选址时便强调“建设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因此白洋淀引水和污染治理工程建设刻不容缓。此外，在新城建设过程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绿色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生产产业等均需快马加鞭建设。
然而无论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绿色环保产业建设，资金需求量都很大。同时，环保PPP项目由于收益状况较差，引入社会资本受阻，因此单纯依靠地方财政和公私合营可能还无法满足雄安新区内生态建设的资金需求。
近年来，为引导债券市场进一步服务于绿色产业，我国重点发展了绿色债券。绿色债券是指将筹得资金用于支持符合认定口径的绿色项目或为这些项目进行再融资的债券工具。相比于普通债券，绿色债券具有融资成本低、融资期限长的优势。2015年7月，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债券，拉开了我国绿色债券的序幕。随着绿色债券市场发行规模的增长，2015年底开始，人民银行、发改委、上交所、证监会等多部委相继颁布支持绿色债券发行、框定绿色债券投资项目等相关文件，鼓励地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等优惠政策支持绿色债券的发行，大力推动绿色债券在我国的发展。与此同时，2016年1月，我国牵头成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已明确表示将绿色债券市场建设纳入重点研究领域。
由于绿色债券的定位符合雄安新区建设的目标，可以预见在新区建设过程中，绿色债券有望得到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绿色债券将发挥重大作用。
绿色债券发行形式灵活，可根据发行人自身情况和项目特征选择相应债券类型。鉴于监管层对绿色债券持有的支持态度，债券的发行方案、嵌入选择权、还本付息方式等都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因此，债券类型的选择中，可相对自由地考虑企业性质、资产规模、资金用途、项目建设期及回收期、预测现金流情况等多重因素。除了传统的公司债、一般企业债，还可以选择发行中票、短融、定向工具、项目收益债以及ABS产品等。例如，建设初期时的轨道交通、市政等建设项目具有资金规模大、回收期长、建成后预计现金流保障度高的特点，发行人可选择项目收益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票据(ABN)；针对新区内污染治理项目，资本力量薄弱的当地中小企业可选择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针对资金需求量巨大的白洋淀综合治理工程，国企可选择发行企业债或项目收益债、ABN，同时政策性银行可发行绿色金融债。
案例：首单绿色ABN——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绿色ABN
2017年4月24日，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期绿色ABN在交易商协会成功发行，这是我国银行间市场第一单绿色ABN。该绿色ABN所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位于全国的9个水务项目，项目类型涵盖污水处理厂、河道治理、供水管网工程项目。项目具体条款和结构图见表22和图21.
2、开辟股票市场绿色通道
发挥金融在新区建设中的作用，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尤其是原本融资渠道狭窄的中小企业)、提供多元融资渠道十分必要。目前雄安新区辖区内尚无A股上市公司，仅有四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分别为津海股份、澳森制衣、松赫股份和天宏股份。但根据这四家挂牌企业最新一期财务数据，其营收和利润水平转板具有难度。未来或可考虑参照2016年9月为贫困县开辟资本市场绿色通道的做法，为雄安新区内企业挂牌、上市、发债提供便利。
证监会于2016年9月9日发布《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根据该意见，满足一定条件的企业，可享受优先的新三板挂牌、IPO、债券发行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今年年初，原来已在新三板挂牌的金丹科技发布了招股说明书，成为IPO绿色通道的最早一批受益企业。
随后，国务院于2016年12月24日发布了《“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按照规定，国家积极支持民族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沪深交易所上市或在新三板挂牌并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族地区上市和挂牌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优做强，促进民族地区上市、挂牌公司健康发展。在新三板挂牌融资方面，继续暂免征收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等自治区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费用，并且实行专人对接、专人审核制度，即报即审、即审即挂。债券方面，支持民族地区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企业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等方式进行融资。对5个民族自治区等西部民族地区实行首发上市优先审核的政策。
根据之前网传的关于金融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红头文件指出，将积极协调证监会，为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区企业挂牌、上市开辟“绿色通道”。对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企业，“即报即审，审过即发”；对欲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即报即审，审过即挂”，减免挂牌初费。未来对于雄安的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或也可采取“绿色通道”。
五、总结
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其战略地位比肩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新区建设基建先行，万亿基建投资需要全方位的融资来源。以往的新区开发模式始终围绕着土地，但无论是雄安的客观条件还是中央的规划都希望雄安新区能避免重走土地财政的老路，这一方面要求先进的规划和体制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多层次的融资来源。结合国内的现实和海外的经验，依靠成立开发公司负责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是有经验可循的方式，在实现开发公司企业化运作，市场化融资的情况下，发挥开发公司既联系市场，又联系市长的特点，充分发挥其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此外，已经在全国推广实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及基础设施类产业投资基金，迁入央企和开发性金融也能发挥政策性优势也能在新区建设中一展身手。雄安新区的建设既是制度创新的推动力，也会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创新的试金石。
川公网安备5117250200010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