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中国完全可以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凯恩斯学派错在何处

　　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如何理解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周燕：究其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下行。自2008年以来，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刺激需求政策，不但没有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还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急升与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于是有人提出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供给侧改革”，他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这段话，有三层含义：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持续增长；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做法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第三，“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似简单的政策提法，对经济学传统理论却是不小的挑战。

　　首先在传统理论中，以凯恩斯为代表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和以萨伊为代表强调供给的“供给学派”是水火不容的两大学派，在理论推导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与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其次，怎样才能够“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需要有清晰的答案，即改革的内容与供给体系究竟为何，需要有具体内容。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能够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南都：凯恩斯学派提出的刺激政策为何不见效，反而有巨大的副作用？

　　周燕：斯密是经济学鼻祖，他提出了“无形之手”的原理。马歇尔将其发扬光大，引入了“均衡”概念。然而，1929年的大萧条动摇了经济学的传统———“自动均衡”怎么可能会出现“生产过剩”呢？1932年美国罗斯福开始新政，实施大政府策略。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为新政提供理论支持。凯恩斯以挽救经济学的大师身份出现。二战结束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便迅速取代传统经济学，并且出现了凯恩斯学派。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该理论被现实证伪，由此催生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诸多派别，其中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重新解释最为耀眼：1920年代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是政府错误的货币政策扰乱了价格机制，从而带来经济危机。

　　凯恩斯学派的理论错漏在哪里？凯恩斯关注的问题是均衡国民收入是怎样决定的，如何使其增加。凯恩斯学派认为，国民收入是由社会总需求(E)与社会总产出(Y)所决定。E=c+i(消费+投资)，Y=c+s(消费+储蓄)，当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E=Y即：c+i=c+s，也就是i=s。在现实之中，投资都来自于储蓄，因此实际投资必定等于实际储蓄。但在凯恩斯这里，“投资”与“储蓄”是意图，所以不一定相等。在他看来，储蓄是漏失(leakage)，会减弱消费，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及失业；投资则是注入(injection)，会增加经济的活力。如果要增加国民收入，实现经济增长，则要增加社会总需求，而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在消费乘数的作用下，稍微增长的消费，会带来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国民收入。那么如何刺激消费呢？凯氏的药方是财政赤字，即通过政府投资拉动消费，从而带来经济增长。

　　这一貌似严谨的分析，错误有二：一是关于储蓄与投资是否相等，欧文·费雪与凯恩斯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二是政府投资究竟能否提升消费，弗里德曼也有着与凯氏完全不同的答案。费雪认为，储蓄与投资永远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不分什么“意图”与否。例如一个人获得收入后，他会消费一部分，剩下来的是储蓄。如果他选择今天不消费，明天才消费，那是在投资。他把钱存在银行是储蓄，但同时也是投资，因为未来有利息的回报。换言之，储蓄是今天收入不消费余下来的，投资是今天余下来的用作明天的消费，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观察的时间角度不同。

　　对于第二点，弗里德曼认为消费是由财富或永久收入决定。凯氏所建议的政府支出(或赤字)，只能增加过渡性或暂时性的收入(transitoryincom e)，却无法增加永久收入，因此对刺激消费无效。同时，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支出具有“挤出效应”，许多应由私人企业投资的项目被政府低效率的投资所取代，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回升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基础理论上存在上述错误，1970年代开始，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采用“刺激有效需求不足”的各国经济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各个角度批判凯恩斯学派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通过赤字来刺激需求的做法，不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反而还导致了各国的债务危机。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凯恩斯学派再次抬头，美国政府2009年推出《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用7872亿美元救市，8年过去，经济依旧深陷泥潭。

　　供给学派的思想演化

　　南都：以萨伊为代表的供给学派是如何分析经济衰退的？

　　周燕：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萨伊定律”，即“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是指每个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从事生产活动，若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该产品的消费欲望，就是为了将其所生产的物品与他人换取物品或服务。萨伊否定生产过剩，认为商品买卖实质上是物物交换，货币只在刹那间起媒介作用。产品总是用产品来购买，买者同时就是卖者，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相等，局部供求的不一致会由价格机制进行调节，从而达到均衡。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同样对萨伊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凯恩斯学派成为当时的主流，伴随70年代后对凯恩斯学派的反省与抨击，供给学派再次抬头。这次的核心人物是乔治·吉尔德与拉弗。他们这次不是简单重复萨伊定律，而是认为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储蓄、投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来提高生产力。认为商品过剩是适销不对路，其原因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能带来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是在被动地适应市场需求提供商品，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力和生产率的提高。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是供给学派最具标志性的政策建议。拉弗认为，税收收入不一定随税率上升而增加，只有合理的税率才能带来最大收入。减税能够增加供给，刺激储蓄和投资，供给增加会带来产品价格的下降，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生产率提高则能够解决经济停滞问题，促使经济繁荣。

　　尽管如何降低税率，降税是否真的能够刺激经济发展，其内在机制究竟为何等等问题还存在着疑问，但不少人认为，19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就是采用了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从而实现了两国的经济繁荣。显然，刺激供给的政策多种多样，降税仅是一种，其有效性仍存在争议。由于供给学派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无法接受事实的检验，因此该学派一直没能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中流砥柱。

　　张五常教授则完全摒弃1970年代供给学派的观点，重回传统萨伊定律，并进行了新的阐释。

　　南都：怎么阐释的？

　　周燕：一，供给是放弃了的需求，需求是放弃了的供给。他肯定萨伊“供给是为了需求”的观点，但进一步强调供需之间的转化。某人买入某种物品是需求，他放弃该物品则是供给，不存在凯恩斯学派所谓的“漏出”。

　　二，他将“萨伊定律”与“斯密的分工理论”相结合。分工深化使得生产者专注于某个环节的生产，效率急升。分工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买”与“卖”及相互转化。“分工”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更高的交易费用。

　　三，买入与卖出均涉及合约，合约形式与内容由交易费用所决定，而合约本身又会带来不同的交易费用。一方面，交易费用的高低将决定合约的选择，交易费用越低，合约选择越便利，买卖转换越容易，分工的利益会增加，宏观上体现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自利人一定会选择交易费用低的合约方式，而合约方式又将决定租值消散的大小，租值消散降低，也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由此可见，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效转化，促进分工收益，减少租值消散，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从斯密到萨伊，再到张五常，整个供给理论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结构完整。

　　从交易费用视角看，当年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改革的重点不是降税，而是降低交易费用。税制不好，交易费用高，降税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的效果，但关键却是他们采取了其他一系列降低交易费用的改革措施。

　　“产能过剩”的根源

　　南都：合约视角下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什么？

　　周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表示，他认同列宁“国家是公司”的说法，但国家这个公司与一般的生产企业不同，其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是企业无法提供的。而政府就是为了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进行具体决策与管理的组织机构。有哪些产品与服务是由政府提供而生产企业(市场)无法提供的呢？从交易费用视角来看，当市场提供某些物品的成本太高，而由政府提供能够降低该成本时，这类物品就会由政府提供。

　　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各有所长。政府应该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例如，政府了解消费者偏好的信息费用高昂，只有价格才能汇聚每个消费者的消费信息，所以在商品生产领域，政府的信息费用远高于市场。而在政府这一组织内部，不同层级政府提供物品的交易费用也不相同。例如市(县)级政府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比中央政府具备更多的土地使用信息，也更清楚当地的资源优势，因此在规划土地用途方面，比中央政府的信息费用更低。

　　市场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降低交易费用问题上各有优势，只要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边界清晰，社会的整体交易费用就能够下降，经济繁荣才能够持续。与新供给观相结合，经济下行意味着分工合约转化中的交易费用增加，其中“政府—市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边界不清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上升是其关键所在，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

　　南都：能举例来说明吗？

　　周燕：比如说“僵尸企业”现象。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按照市场的自我惩罚机制，“僵尸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消费者不认可的“落后产能”也不可能经久存在。

　　市场是以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产品不符合消费者需求，会无法卖出，导致企业亏损。亏损到一定程度，企业则会以破产的形式来减少损失，资源通过价格机制配置到更加善于使用它的人手上。产能是否“落后”、是否“过剩”，取决于市场。市场的竞争迫使企业去寻找其他市场，找到赚钱的，也就是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无论是产品升级与否还是技术创新与否，关键都是要寻找到市场。

　　一些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手工艺品，从时间或者技术上看

　　不能说不“落后”，但是市场拥有巨大需求，因而能够经久不衰。与此相反，一些先进科技，占领了技术的制高点，却因为各种原因惨遭市场摒弃也屡见不鲜。市场正是通过惩罚机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从而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市场的“自我惩罚机制”无法将亏损企业淘汰，其根本原因就是市场以外的政府不让其淘汰，用政策进行扶持。有许多国有企业，虽然亏损，却连年获得大额政府补助。正是因为拥有政府的财政补贴，这些企业才得以维持，成为“僵尸企业”，与之伴随的则是“过剩产能”。

　　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深入经济困境实质，其重心是政府退出应该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放开行业准入、修改《劳动合同法》等增加交易费用的政策措施。为企业松绑，让企业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接受市场奖惩。政府退出市场领域才能真正解决“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问题。

　　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南都：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在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得快。你怎么看？

　　周燕：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确要开始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的收入不断上升。农民工平均工资从1995年的月薪495元上升到2015年的月薪3000元。收入上升是财富增长的结果。随着经济增长，人们会将其创造的财富一部分投入到人力资源上，带来劳动力质量提升，从而劳动力的价格也上升。1980年代改革伊始，中国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知识。离开农村到沿海城市打工，市场对这类人的“定价”是非常低的。

　　然而，农民工在“三来一补”的简陋工厂中边干边学，学会了加工的知识、贸易的知识，甚至开始创立自己的企业。这种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是以人力资源的质量提升为基础，也意味着中国在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升级中拥有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价格提升应该是个好消息。

　　南都：这里面的一种担心就是劳动力价格上升了，但中国的产业升级却没有完成，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

　　周燕：环顾全球，的确存在一种现象，一些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没能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而经济增长却长期停滞。产品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表面上看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无法升级。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产业无法升级”。按照经济规律，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只有提升产品质量，才能够获得更高的租值。微观层面上的产品质量提升，最终会体现在宏观层面的产业升级上，怎么会“无法升级”呢？

　　实际上深入一步看，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恰恰是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进入中等发达阶段后，开始推行福利政策，以迎合民粹，争取选票，使得整个社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瓜分现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上，经济增长于是停滞不前。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带来巨大租值消散，牺牲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利益。在一些国家，《劳动合同法》的维护者是工会这一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惜牺牲低收入者与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来维护自己的高收入。中国近年来也学习引入了此类法例，人为地增加了用工成本，导致中国在还未完成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财富积累之前，就已经丧失了产品成本优势。这无疑是种遗憾。

　　南都：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要分类细看？

　　周燕：是的。劳动力成本是有结构的，其构成部分有二：一种是知识提升带来的质量提升反映在成本上，它们恰恰是产业升级的要素基础；另一种则是交易费用，是由政府错误政策所带来的租值消散，是这类成本的提升带来了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像最低工资制度本质上是价格管制。许多研究表明，它并不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反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完全可以避免，政府先取缔增加交易费用的政策，让第二部分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会重获竞争力。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与瓶颈，恰恰就是第二类成本的体现。一方面，以华为、腾讯、大疆等为首的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却在迅速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合同法》难以增加高科技企业的成本，却能够大幅增加低端制造业的成本。

　　在中国现阶段，如果低端制造业的交易费用不是大幅提高，高科技企业会发展得更好。中国目前每年都有大量的理工科学生毕业，薪水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5，技术型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目前全球竞争中中国的一种比较优势所在。然而，无论是华为手机的机身配件，还是大疆无人机上的螺丝钉，都是低端制造业的产品。一方面，这些厂家的倒闭与撤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生产)，无疑会增加高技术企业产品的总体成本，增加其集中发挥技术成本优势的难度，甚至为此不得不迁移工厂。另一方面，这几年深圳超越硅谷的呼声很高，深圳比硅谷更有优势的原因是旁边有东莞的制造业，每一样产品都可以定制出样品进行校验，而硅谷没有。如果东莞的低端制造业消失，深圳的比较优势也会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有自由订约和议价的低端制造业为基础，高技术产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人口众多，还有大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低端制造业的衰败意味着他们积累知识的路径被阻断，未来收入很难提升，而社会的财富分配与分层问题也将更加突显。

　　(周燕，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